一九二四年秋天,直奉战争爆发,很快危急到了北京,一心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郑孝胥,当上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后,卖国求荣的阴谋活动顺利实施。

郑孝胥,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,兼职以卖字为生,由于生活境况不佳,把在上海的住房卖掉来到北京,想从政治上捞它一把,可是他那如意算盘连遭失败,不得已找到陈宝琛之门,由他引荐入宫给溥仪讲书,由于他的巧言善辩,很快得到溥仪的宠信,从旁又有陈宝琛的大力支持,不久就一跃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,负责改革内务府的腐败积习,遇到一个利欲熏心的郑孝胥,更是一塌糊涂了。

郑孝胥对各方面的拉拢手段,也是八面玲珑。由于刚到北京不久,尚未得到大家认可,因而对陈宝琛、朱益藩这两位帝师,毕恭毕敬、百般讨好,尤其是对陈宝琛,他知道溥仪不但对陈是非常敬重,并且对陈所说的话也是百依百随。郑孝胥对庄士敦也是特别拉拢,他知道溥仪对庄士敦所说的话也非常听信,就借着与庄士敦互相研究中国古典文学、佛学为名,彼此之间非常友好。庄士敦时常对人称赞郑孝胥在遗老之中,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,由于郑孝胥用的这种八面玲珑的拉拢手法,果然很快地就取得了上自溥仪下至王公、帝师、遗老旧臣们的相当重视。

当时,郑孝胥还利用他的政治地位,由他的两个儿子郑垂、郑禹(皆精通日语,与日本使馆方面早有联系)逐渐和日本使馆方面勾搭起来。郑孝胥把溥仪看成是“奇货可居”,怎能轻易地放手呢?他看见溥仪到了北府之后,为了达到他的阴谋目的,为了把溥仪垄断到他一人之手,首先必须离间溥仪和王公之间的关系,这时,他一方面积极的拉拢陈宝琛和庄士敦,为的是容易劝说溥仪离开北府;另一方面,他暂时和罗振玉、金梁紧密地勾结在一起,为的是把溥仪引诱出北府之后,再由他一人独揽大权,进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,果然,由于溥仪年幼,尚无经验,没有主见,当时又处在那种险夷难测的环境之中,溥仪离开北府,到达日本使馆以后,郑孝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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